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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冠肺炎阴影下 重读疾病的隐喻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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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线南鸿福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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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1月8日,一位武汉货车司机拉着可能是他年前的最后一车货上路了。这个货车司机接下来的旅程,堪称是一部公路电影的剧本。疫情信息通报后,因为湖北的车牌,没有哪个地方愿意让他停下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20多天里,他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货车上。最终,他在汉中崩溃了,告诉检查他的交警,他的最大梦想,就是能够停下来,好好吃一顿饭,睡一觉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在人类历史上,这位货车司机并不孤单。疾病,从来就不是简单的“生理现象”。特别是对于那些人们所知甚少的恶性疾病,人们奉上自己恐惧的同时,也会献上猜测、比喻和想象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苏珊·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就关乎这个主题。这本书由两篇长文组成,第一篇作为隐喻的疾病写于1978年,当时桑塔格刚从癌症治疗中“恢复”过来。她注意到,癌症作为疾病对患者造成了双重痛苦。相比于肉体疼痛和化疗造成的影响,周围人的态度对病人的伤害甚至更大。当时的美国,拿癌症没有什么办法,患了癌症,几乎就等于宣布死亡。所以,医院通常会向病人隐瞒病情,偷偷通知家人,人们甚至小心翼翼地不谈论癌症这个词。有些病人,知道自己患癌症后,病情会由于恐惧和丧失希望而急转直下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这让桑塔格注意到疾病的“意义”。她这篇文章的研究重点是结核和癌症这两种“疾病的隐喻”,也就是和这两种病有关的想象、歧视等,她关注的不是疾病本身,而是人们对疾病的看法。她希望,能够破除掉围绕这两种疾病的隐喻,让疾病成为“疾病本身”,让人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来看待疾病、治疗和死亡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第二篇文章艾滋病及其隐喻写于1988年。上世纪80年代,艾滋病还是一种可怕的新型传染病,在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恐慌。人们发现艾滋病主要出现在同性恋身上时,对男同性恋群体进行了攻击,这也引起了美国持续多年的同性恋运动。桑塔格注意到,艾滋病被视为是堕落的、不道德的,进而形成一种社会偏见和歧视,她写这篇文章,就是与这种偏见进行斗争,体现了她作为著名知识分子的责任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本书中文版最初翻译是2003年,当时北京正好出现了“非典”。因此,这本书的首印刷达到1.5万册,作为一本学术或批评著作,这本书出版后一度成为畅销书。从2003年年底到现在,已经出过多个版本。在2020年春天重读这本书,有一种特别的意义,我们发现阴魂不散的“疾病的隐喻”又回来了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人们之所以对疾病充满“想象”,本质上是因为对疾病的无知。科学一直在发展,但是新的疾病一直在出现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如今写小说的,已经没有人写肺结核了。尽管偶尔会有病例,作为烈性“传染病”的肺结核已经消失了。但是,在青霉素出现之前,人们并没有对抗肺结核的特效药。在上世纪40年代,英国作家乔治·奥威尔倒在了青霉素定型前夕,他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寻求传统治疗,或者以自己古怪的脾气和结核对抗,过早地断送了自己的才华和生命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20年代中国有很多作家都写过肺病这个主题,肺结核被视为一种“消耗性”的疾病,有某种文艺青年气质。那些得病的人,通常就是咳血,而治疗方式则是到温暖的地方疗养,这都让人们以一种浪漫化的视角来看待肺结核。中国文学中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红楼梦,林黛玉的症状,就是典型的肺结核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比奥威尔稍早,鲁迅也是死于肺病。学医出身的他,虽也束手无策,却不像同时代中国作家那样进行浪漫化描述。鲁迅在药中曾写过一个得痨病的少年小栓。周围的人对他既同情又恐惧,谈话都神神秘秘,小栓的父母深夜交流孩子的病情,也不敢多提一个字。在那时的中国农村,能够想到的治疗方法是吃“人血馒头”。可以说,鲁迅近乎做到了桑塔格“让疾病成为疾病”的主张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桑塔格在书中详细考察了欧美国家对肺结核、癌症和艾滋病的“想象”。结核来自于文献,而癌症则是她亲身体会,到了上世纪80年代,美国围绕艾滋病发生的争论,则是全社会参与的主题。桑塔格最反对的,就是对病人进行“道德贬低”。在科学家观察到结核病菌之前,宗教界看法是主流,他们认为这种传染病是上帝给的集体惩罚,那些得病的都是有罪的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癌症也是一样,“肿瘤”这个词本身,就有负面含义,它意味着可怕的东西在无节制变大。到了艾滋病,对病人的道德贬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,上世纪80年代,美国甚至有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侮辱艾滋病患者。人们认为,得病的人一定是生活肮脏的,是道德败坏的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桑塔格不会想到,在21世纪她这本书在中国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。对2003年的“非典”,年轻人已经没有什么概念。但是,由于“新型冠状病感染的肺炎”的出现,让人们想起17年前那个最流行的隐喻——“王”:在香港淘大花园,一位老人传染了两三百人。当时媒体大肆报道,就使用了“王”这个词,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贬低。病的传播遵循的是它自己的路径,和这位老人的主观意志并没有任何关系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2020年,我们有了进步,不再使用“王”这种明显隐喻色彩的字眼,但是很不幸,隐喻以别的面目出现了。这一次的歧视,主要体现在地域性上。因为最初疫情发生在武汉,很多媒体都使用了“武汉肺炎”这样的字眼。疫情发生在春运期间,人口流动为防疫带来困难,“防止病从武汉流出”最终在很多地方都演变成了“防止武汉人或湖北人进入”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移动互联网的出现,让这种对疾病的道德贬低变得更加严重,有时候甚至是以段子或娱乐的形式来呈现。当一个河南人穿着戏服拿着青龙偃月刀在阻挡武汉人的时候,人们会觉得搞笑,而不会注意这个场景对武汉人又贬低了一分。像本文开头所讲的那个卡车司机那样的故事,这次出现了不少。身为武汉人,或者仅仅是因为去过武汉,哪怕你已经隔离14天,仍然洗不掉“污点”。这就是“隐喻”的力量所在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一直到了2月7日,这个病才有了官方定下的通用名字,“新冠肺炎”,武汉人或许可以缓一口气了。他们正处在困难之中,还要应对网上那有意无意的有时候甚至以爱的面目出现的贬损,实在太不公平了。让疾病成为疾病本身,这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张丰来源:中国青年报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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