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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3分纪录片揭露中国医护生存现状,“我怕死,但我不能死”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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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“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,工作量大,我担心我会突然死掉,但是我不能死,我家庭的责任没有尽到,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。”河南人民医院的脑血管病急救专家朱良付说道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他每天的工作是将突发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从死神手中拉回来,可就是这么一位专职抢救猝死病人的专家,害怕自己猝死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朱良付心中有一笔账,现年44岁的他是主任医生,培养这样一名医生差不多要25年时间。“如果我死了,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。”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这一幕自白发生在热播纪录片中国医生中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中国医生纪录片团队在六所公立三甲医院拍摄一年,从3000多小时的素材里剪辑出9集纪录片,展现了二十多位医护人员的工作和生活。其中,有哈佛医学院评为全球第一的脊柱侧弯修复专家,有16岁考上医学院的“神童”医生,也有正为医患关系困扰的年轻医生等等,让我们得以一窥中国医护人员在职业不同阶段的真实状态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“行医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”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“不能死”的朱良付是脑卒中(又称“中风”)手术的资深专家,他一手创立了河南人民医院的脑卒中救助绿色通道。当患者被送到医院,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快速完成检查、拍片、手术,在黄金救治时间内接受治疗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朱良付曾经为一位中风老人做脑血管疏通手术,可手术并发症导致病人最终不治。作为主刀医生他很伤心,老爷子慈眉善目的,两人很聊得来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老爷子的太太觉得是朱良付把病人害死了,冲他发泄,“我想把你撕成碎片”。责难完,她又话锋一转:我这几天血压高了,你再给我看看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他琢磨着,虽然老太太投诉了他,但也认可他是个好医生。这里面的人性,需要时间来消化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“有些并发症的病人死掉之后,他家属不理解,觉得好像是我们医生把这个病人整死了。实际上,医生肯定百分之两百是想救他的,低概率事件发生之后,医生并不比家属就难过得少。”朱良付很无奈,他每天在病区和手术台两点一线之间奔忙,帮助大多数患者从鬼门关拉回来。可人体不是有标准参数的工业制品,手术不可能万无一失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当他经手的患者出现并发症,他会到医院的走廊静一静,走廊两边写着中外医学名家的语录,其中一代内科名医张孝骞说的“行医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”,让他尤以为然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为了保护自己,朱良付也想了些办法。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在手术之前,他会向家属解释手术可能导致的并发症,一边拿着手机把谈话录音保存。万一事后出现纠纷,有录音为证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医患矛盾是中国400万医生群体不得不面对的难题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1月20日,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被患者砍伤双手和头部,倒在血泊中。这位37岁的医生是眼底病领域的权威,在诊疗中多次为患者垫付手术费,无论是医术还是医德都是无可挑剔。如今,他的双手却无法再拿起手术刀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令人揪心的是,在事发前一个月,陶勇医生还在网上为民航医院杨医生被砍事件声援。3月10日,陶勇医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各界关注医患矛盾,“让善良的医护不再受伤害,这比我继续眼科事业还重要。”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当然,大多数情况下,医生和患者是相互依靠、共战疾病的关系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豆瓣网友Ailee在中国医生影评中写道,“没有亲身经历就很难感同身受,当过患者,体会过医生带给我的温暖,所以更加迫切地想要成为一名好医生”。她曾是中国医生主人公邱勇医生的病人,在这位脊柱侧弯矫形专家的治疗下,她恢复了健康,并立志学医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保命还是保尊严?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中国医生没有刻意渲染的音乐,不刻意拔高和赞美,还原了医院里各群体本来的样子,也让人重新审视中国人的生死观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不论是等待脐血救命的小孩,还是医药费告急的重度烧伤老人,医院里直面死亡的人们更多是没有表情的。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即将上手术台的医生们,在千钧一发的环境中往往会和同事说两句笑话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医院里,分分钟有人出生,有人死去。有时候,面对生死抉择,生命和尊严不能两全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一个周六下午,南京鼓楼医院急诊主任医师王军接到电话,有位老人20分钟前从2米多高的地方摔倒,正在往急诊科送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王军赶到诊室外面接人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老人没有了呼吸和心跳,瞳孔放大,情况十分危急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送复苏区,王军冷静地指示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接下来,他一边给老人做心肺复苏,一边指挥医护人员组织急救——接监测仪,准备自动心肺复苏机,配置多巴胺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抢救的第13分钟,老人没有恢复心跳。王军来到家属面前打预防针,他直言心跳骤停的最佳抢救时间只有6分钟,老人在送往医院的路途中已经错过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抢救的第30分钟,老人依然没有脉搏,根据他长达25年的临床经验,30分钟内还没救活就基本没有希望了。这时,第二拨家属赶到,气氛变得紧绷,一位家属拳头攥得紧紧的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抢救的第45分钟,第三拨家属赶到,一位女士扑在老人身边嚎啕大哭。经过长时间的机械按压,老人的胸口已经出现凹陷,王军知道继续按压下去是徒劳,但是不敢放弃。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“有时候我们明知道不可能,也还是要去做一些努力。这对家属是一个交代,家属接受不了医院是不作为的。”王军深谙家属心态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抢救的第60分钟,全部家属赶到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是时候开口了,“如果你们同意的话,我就暂时不压了,再压他骨头会断裂,嘴巴无法闭拢,我就不让他受罪了,好不好?”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王军提出停止按压,保留呼吸机。这是一个折中的做法,让家属陪老人度过最后的安宁,又为老人争取了生命最后的尊严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希波克拉底誓言中,医生承诺将首先考虑病人的健康和幸福,将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尊严,保持对人类生命的最大尊重。但是在很多情况下,医生保全病人尊严的意愿和家属渴望尽力抢救的心情是矛盾的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医学的发展无止境,这就注定了它在每个时代都有局限性。面对一些救不回来的病人,职业教养让医生倾向做没有伤害的治疗——如果病人无法有尊严地活着,那就不要用过度医疗徒增他的痛苦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但是,有些家属希望通过医疗仪器吊着病人的一口气。其背后的原因很复杂,有的是期待尽力抢救之后有奇迹出现,有的是等着家属赶来告别,还有些是图老人高额的退休工资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当病人陷入昏迷,治疗方案最终取决于家属的选择。在生命和尊严不能两全的情况下,急救医生在两者之间调和,不仅考验医术,还需要有医德和谈判技巧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难以坚持的职业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在纪录片中,几位医生不约而同坦言这是个难以支撑下去的职业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2016年,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曾发布调查10年间中国医学毕业生的培养与损耗趋势:全国性数据分析,结果显示超过84%的中国医学生最终没有从医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除了频发的医患冲突,超负荷的工作强度是另一个让医学生不敢进入行业的原因。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2016年,英国卫生大臣杰瑞米·亨特效仿中国医生培养体系,要求英国初级医生增加工作时间,实行轮班制,引发英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医生罢工。而在中国,不管是初级医生还是顶级专家,超强度的工作量是常态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在中国医生中可以看到,南京鼓楼医院的急救室原本计划放置10张病床,但最多的时候收了26个病人,病床实在不够了,就把病人放在地上抢救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该院的心胸外科主任医师王东进是主动脉夹层手术的专家。这种病致死率在50%以上,手术危险系数极高。每天,长三角慕名而来的病人络绎不绝,王东进的手术常从早上8点排到晚上1点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动辄数小时的手术是体力活,王东进调侃自己累得“要残疾了”。他得了严重脊椎病和腰椎病,晚上疼得睡不着觉。最难受的时候脖子转动不了,需要带着颈托上手术台。长时间站立还导致了腿部静脉曲张,他需要每天穿弹力袜缓解症状,否则“站台站不住是会被淘汰的”。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为了保持稳定的状态,他向医院申请在库房放张按摩椅,实在撑不住了就去按摩十分钟,再上手术台给病人心脏“拆炸弹”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太累的时候靠什么坚持下去呢?纪录片中医生们给出的答案一致,那就是成就感。一位主任医生形容患者的情感反馈就像在给自己输氧,让他在精神和身体双重压力之下能缓过来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新冠疫情突袭之下,吃苦耐劳的中国医护群体成为公众焦点。中国医生顺势提前一个月在网络平台播出,伴随着抗疫前线的医生故事,抚慰了大众焦虑的心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如今,中国医生仍在各地抗疫一线奋战,人们对这个古老职业的敬意和理解,久违地达到了它本该获得的高度。疫情终究会过去,但愿对医生的尊重不会过去,因为不管什么年代,这群人始终在为我们的健康战斗。一时赞美虽好,不如理解常在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图源:中国医生截图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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